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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的達及問題與直接感知理論
2021年11月25日 15:51 來源:《哲學研究》 作者:王華平 字號
2021年11月25日 15:51
來源:《哲學研究》 作者:王華平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The Access Problem of Mindreading and Direct Perception Theory

  作者簡介:王華平,山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青島研究院、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

  原發信息:《哲學研究》第20212期

  內容提要:我們如何能夠超出對他身的感知而達及他心?此即他心的達及問題。心靈理論(ToM)致力于解決達及問題,但它被批評為“最多只是描述了部分的讀心過程”。近年來興起的直接感知理論(DPT)主張他心是可直接感知的。一些人據此認為,DPT顛覆了ToM的“他心不可觀察性”預設,成功地取消了達及問題。然而,DPT早期提倡者所援引的“讀心的現象學”并不能消解達及問題?!扒芍X”概念是理解DPT的很好切入點,可在它的基礎上發展出一個解決達及問題的方案,即他心是作為高層次特征為巧知覺所直接感知的。因此,DPT是一個可與ToM相互補充的適切理論。

  關鍵詞:讀心/達及問題/直接感知理論/巧知覺

  標題注釋: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人工意識的哲學問題研究”(編號18AZX007)、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子課題“個人同一性的本體論研究”(編號18ZDA029)的階段性成果。

 

  讀心(mindreading),即理解他人心理狀態的能力,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根基。人類的很多社會行為都離不開讀心:我們安慰朋友是因為我們知道他傷心,我們警告別人是因為我們覺察到他有傷害的意圖。一個人對他人的心理狀態越是了解,就越有可能與他有效互動,反之亦然。在過去的三十年,科學家和哲學家對人的讀心能力與實現機制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研究。作為研究成果,“讀心”被普遍認為是民眾心理學的理論化或模擬,由此形成了社會認知領域中主流的心靈理論(theory of mind,ToM)框架,包括各種版本的理論論(theory theory)、模擬論(simulation theory)或它們的混合。按照ToM,讀心就是“用心靈思考心靈”,核心問題是如何超出對他身的感知達及他心。(cf.Goldman,p.3)最近,一個顛覆ToM核心要義的新范式開始嶄露頭角,重新激發了人們對讀心問題的興趣。這個新范式就是直接感知理論(direct perception theory,DPT)。DPT認為,心理狀態并非像ToM所認定的那樣是不可觀察的,而是可直接感知的。

  DPT最初由一些有現象學背景的哲學家提出。他們主張“認真對待現象學”,認為現象學的考察足以消解ToM所強調的達及問題(the access problem),還讀心以本來面目。(cf.Gangopadhyay & Pichler,p.2)本文將論證,盡管現象學事實上激勵了DPT,但它并不能為DPT提供充分辯護,更不要說消解達及問題。進而我會說明,“巧知覺”(smart perception)概念是理解DPT的很好切入點,是解決達及問題的正確路徑。本文的結論是,DPT是一個可與ToM相互補充的適切理論。

  一、ToM與他心的達及問題

  在讀心問題上我們有兩種很不一樣的直覺。一種直覺是,讀心是件復雜困難的事——我自己的心思我自己清楚,別人的心思則很難揣度。是以中國古人有“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之嘆;民間也有“人心難測,海水難量”“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的說法。在西方,奧古斯丁曾感慨人是一個無底的深淵,因為計算人心的情感活動比計算頭發還要難得多。他還說:“即使是一個活著的身體在運動,我們的眼睛也無法看見其中的心靈,因為心靈根本就是眼睛所看不到的?!?Augustine,p.140)與此相對的另一種直覺是,讀心對多數人來說是件簡單容易的事。例如我從朋友的滿面笑容看出她的快樂,從她的淚眼朦朧看出她的傷心,從她倒水的動作看出她沏茶的意圖;中國古代也有“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等相關典故。這時候,我們會覺得自己對別人的心理狀態簡直“洞若觀火”。并且,有時我相信別人也可以很容易地讀懂我的心,所謂“鮑子知我”就是一個例證。

  不過在讀心的哲學-科學研究中,第一種直覺似乎占了上風。奧古斯丁是西方首次明確提出“他心”問題的哲學家。他認為,他心的不可見性對他心知識構成了特別的挑戰,因為我們不能像從許多天鵝中觀察到相似性,從而獲得關于天鵝的知識那樣獲得他心的知識。相反,我們只能通過將自身的情形類比到他人,從而推知他人身體中有著“我們以相似方式移動我們的軀體時存在于我們之中的東西”(ibid.)。奧古斯丁的這種想法被穆勒(John Mil1)、羅素、艾耶爾(Alfred Ayer)等人發展成類比論證,很長時間都是他心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案。

  讀心的當代研究同樣基于第一種直覺。主流的ToM框架是由普雷馬克(David Premack)和伍德洛夫(Guy Woodruff)于1978年提出的。在影響深遠的《黑猩猩具有心靈理論嗎?》一文中,他們寫道:“說一個個體具有心靈理論,我們的意思是那個個體將心理狀態歸與自己和他人?!粋€這種類型的推理系統可在嚴格意義上被視為一個理論。這首先是因為,這些狀態不是直接可觀察的;其次是因為,這個系統可以用于預測,尤其是對其他有機體行為的預測?!?Premack & Woodruff,p.515)正是這段話確立了ToM的基本框架,即尋找某種特別的機制來說明讀心者是如何達及不可觀察的他心的。讀心問題由此被確定為“如何超出對身體的感知而達及他心”,并被簡稱為“達及問題”。要解決達及問題就得找出負責讀心的機制,表明那個機制對讀心來說是充分的。理論論認為那個機制是理論推理——認知者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民眾心理學理論來指導自己歸與心理狀態。模擬論則爭論說,他心的達及離不開模擬——認知者需要先將自己置于別人的境地,然后產生一個模擬狀態,再將模擬狀態歸與他人。盡管有著這樣或那樣的不同,“理論論和模擬論都將問題設定為如何達及他心的問題,它們對社會認知的解釋就是用這類術語來表述的”(Gallagher,2004,p.200)。

  二、認真看待現象學?

  盡管ToM影響巨大,但近年來它也遭到了多方批評。雙系統理論(Two-Systems Theory)指責ToM忽視了人類普遍存在的早發的、快速自動的讀心系統。(cf.Apperly)多元論認為,讀心涉及多個社會認知過程,沒有任何一個是缺省的和必不可少的。(cf.Fiebich)最嚴厲的批評來自DPT?!癉PT對TT和ST的批評主要針對的是,用達及問題來表述他心問題的最初想法?!?Gangopadhyay & Miyahara,p.4)在DPT的早期提倡者看來,ToM在一個錯誤預設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錯誤的問題。這個錯誤預設就是:他心是不可觀察的。假如他心并非不可觀察,那么根本就不存在達及問題。

  由此不難理解,DPT的早期提倡者認為,DPT的全部任務就是證明他心并非不可觀察的。早期提倡者們在這么做時首先想到了現象學?,F象學有豐富的直接感知思想。胡塞爾告訴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直接遭遇別人的“生活經驗”。(cf.Husserl,2006,p.84)梅洛-龐蒂則說:“我從他人的行為、臉或手中感知到他的悲傷或憤怒,而無須訴諸任何‘內心經驗’?!?Merleau-Ponty,p.415)舍勒寫道:“我們當然相信自己從他人的笑聲中直接知悉他的快樂,……從他語詞的聲音中直接知悉他的思路。如果有人告訴我這不是‘知覺’,……我要請他撇開那些成問題的理論,轉向這些現象學事實?!?Scheler,pp.260-261)DPT的早期提倡者對諸如此類的“現象學提議”青睞有加。加拉格(Shaun Gallagher)說道:“我想捍衛的直接主體間感知概念……是舍勒刻畫的那種概念?!?Gallagher,2008,p.538)持類似觀點的還有扎哈維(Dan Zahavi)、拉特克利夫(Matthew Ratcliffe)、奧弗加德( Overgaard)、富克斯(Thomas Fuchs)、德?耶格(Hanne de Jaegher)。他們共同的主張是,“認真看待讀心現象學”(Gangopadhyay & Pichler,p.2)。

  可是,當DPT的早期提倡者宣稱他心可直接感知時,他們所說的“直接感知”是什么意思呢?有的時候,加拉格將“直接感知”理解為“無需推理機制的補充”(Gallagher,2008,p.536)。按照扎哈維的觀點,“直接感知”就是不涉及推理的感知。(cf.Zahavi,2011,p.546)但這樣的非推理主義解釋是有問題的。當代主流的知覺理論普遍認為,一方面,知覺涉及亥姆霍茲式推理(Helmholtzian inference),即在次人層面(subpersonal level)①利用已有的知覺結構推斷出當下知覺的原因。因此,在次人層面上,“讀心的現象學”并不符合經驗事實。另一方面,如果推理是全人層面的(personal level),那么它完全相容于“讀心的現象學”。一個人覺得自己直接經驗到某樣東西,并不代表他關于那樣東西的經驗就不涉及推理。例如,一名植物學家在榆樹林里見到一棵櫸樹,他覺得自己一眼就認出了櫸樹。實際上,他的知覺經驗涉及了一個基于專家知識的推理過程。正如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所說:“[民眾心理學的]推理會導致帶有特定復雜現象學特征的心理經驗。給定專家效應,我們可能全然覺知不到這些推理,因而將這些復雜的、理論負載的經驗解釋為我們的直接感知心理狀態?!?Gopnik,p.336)專家效應的存在表明,即使在全人層面,“讀心的現象學”也不能為非推理主義版本的DPT提供充分支持。

  按照加拉格所給出的另一種解釋,“直接感知(或直接知覺把握)的意思是不超出知覺本身,與之對照的不是間接感知,而是‘所有知覺都是直接的’那個意思”(Gallagher,2008,p.537)。在這種解釋中,“直接”一詞是冗余的——它不過是吉布森(James Gibson)思想的遺留,即強調環境信息對知覺的充分性。我贊同這種解釋,它既準確地傳達了DPT想要表達的意思,②又可以在以亥姆霍茲為代表的推理主義與以吉布森為代表的反推理主義之間保持中立。

  現在,我們清楚了“直接感知”的意思。那么,“讀心的現象學”又說了什么呢?按照狹義的理解,它指的是“讀心在現象學上呈現出直接性”這一事實,即舍勒所說的“現象學事實”。舍勒認為,讀心的“現象學事實”足以表明他心感知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覺。然而,現象學事實有可能是知覺經驗與它所激發的知覺信念的共同產物。比如,一名有經驗的交警通過剎車產生的輪胎拖痕,看出司機超速了;一位有經驗的醫生從患者的胸部CT圖像,看出患者感染了COVID-19。在上述例子中,交警關于司機超速的判斷和醫生關于患者感染COVID-19的判斷具有現象直接性,但卻屬于信念,因為它們表現出了信念所具有的證據敏感性。派利夏恩(Zeon Pylyshyn)正確地指出,就知覺的本性和認知而言,“現象學是非常不可靠的證據,因為從我們關于世界的主體經驗出發不能區分不同的經驗來源,我們不清楚它們是源于視覺系統還是我們的信念”(Pylyshyn,p.362)。

  但故事并未就此結束?,F象學家不會停留于現象學事實,他們更想挖掘出使得現象學事實成為可能的條件,或者用他們的話來說,先驗依據。胡塞爾爭論說,他心問題顯然以“他人”的觀念為先驗依據。他人并不是“有廣延的身體”和“無廣延的心靈”的總和,而是在生活世界中與我們互動的具身行動者(embodied agent)。(cf.Husserl,1970,p.217)或者用舍勒的話來說,他人是心理-物理的“表達統一體”。(cf.Scheler,p.181)受現象學啟發,DPT的早期提倡者發展出了所謂的具身理論(心靈是由身體和環境共同塑造的)、互動理論(心靈是由我們之間的互動過程塑造的)。這些理論的倡導者與它們的現象學前輩一樣,試圖通過重塑心靈的形而上學來表明,心靈并非隱匿在身體背后的不可見者,而是像身體一樣的可見者。

  我的觀點是,我們需要小心對待上述廣義的讀心現象學辯護策略。首先,廣義的讀心現象學以笛卡爾式心靈觀為攻擊目標。然而,ToM的理論框架是功能主義,不存在兩種實體分離的問題。③其次,廣義的讀心現象學的理論旨趣是他心的“構成性先驗問題”,而DPT關心的是“讀心的過程和機制”這樣的自然主義問題,它們分屬不同范式,不能相提并論。胡塞爾本人就明確反對以自然主義的方式解決他心問題。他認為,自然主義無法認識到意識的先驗維度。一些DPT的早期提倡者試圖調和兩者,他們喊出了“自然化現象學”的口號,以期促成兩者之間“富有成效的、建設性的交流”。(cf.Zahavi,2010,p.90)但是,即使現象學真的可以自然化,也無法為DPT提供充分辯護。這是因為,要辯護DPT,僅僅表明他心可被直接感知是不夠的;還需要說明,他心的確會以某種可理解的方式出現在知覺經驗中。畢竟,我們并不能像感知普通物體那樣感知他心。因此,他心能否與普通物體一樣出現在知覺經驗中還有待專門確認。

  對于他心在知覺經驗中出現的方式,目前有兩種頗有影響的說明:共呈現(co-present)和表達(expression)。共呈現理論是史密斯(Joel Smith)基于胡塞爾對知覺預期結構的分析而發展出來的。胡塞爾的分析開始于這樣一個現象學事實:當我們注視一個物體時,嚴格地說,我們只看到了物體正對著我們的部分,被遮蔽的一面是隱藏的。但知覺意識卻將物體呈現為三維的,仿佛我們經驗到了它的全部。胡塞爾認為,這種現象源于知覺所具有的“隱藏的意向的‘如果-那么’”預期結構,即如果感知者換一個角度觀看,或者拿起那個物體,那么他就會看到知覺所預期的隱藏部分。(cf.Husserl,1970,p.161)史密斯認為,胡塞爾的分析同樣適用于他心感知:他人的行為就像物體的可見部分,他心好比被遮蔽的隱藏部分。雖然我們總是只能看到他人的行為,但卻可以經驗到與行為共呈現的相關心理現象。(cf.Smith,p.739)

  然而,史密斯的類比并不恰當。在物體感知中,感知者只需換個角度便能看到被遮擋的部分;在他心感知中,感知者卻不能通過移動位置的方式看到他人的心理狀態。所以他心感知并不具備胡塞爾所說的“如果-那么”預期結構。史密斯爭論說,感知行為其實就包含顯示心理狀態的本質傾向,因此,他人的心理狀態會作為“純粹傾向的方面”與行為共呈現。(ibid.,p.744)但這樣的功能主義辯護方案是有問題的。在功能主義中,功能和傾向是通過因果作用來刻畫的??墒?,如果共呈現的雙方是因果關系,那么就會退回到DPT所批判的笛卡爾式心靈觀。實際上,共呈現理論根本就算不上真正的DPT,因為當它宣稱他心是以共呈現的形式出現在知覺經驗中時,就已經暗中承認了他心是不可觀察的。在它那里,達及問題既未被消解,也沒有得到解決。

  表達理論為許多人所看好。一個重要原因是,它采用了富有吸引力的“聰明論證”(The Clever Argument)?!奥斆髡撟C”可表述如下:(1)一些行為表達是它們所表達的心理狀態的一部分。(2)認知者可以通過感知事物的一部分而感知到事物的全部。(3)因此,認知者可以通過感知到行為表達而感知到它們所表達的心理狀態。(cf.Glazer,p.2)其中,(1)是廣義的讀心現象學及其當代后裔所論證的結果,(2)源于日常經驗。比如,你向我走來,嚴格地說,我只是看到你正對著我的一面,但我卻說我看到了你。給定(1)和(2),DPT的早期提倡者得出結論:“在多數主體間互動的情形中,我們能夠直接理解他人的意圖,因為他們的意圖在他們的具身行動中得到了明確表達?!?Gallagher,2005,p.224)

  但是,“聰明論證”的兩個前提都是有問題的。(1)的問題在于,它難以獲得經驗上的證實。構成關系不同于因果關系,它表達的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形而上學依賴關系。DPT的早期提倡者援引了很多經驗研究來證明(1)。以頗具代表性的莫比斯綜合征(Moebius syndrome)為例。莫比斯綜合征病人由于面部神經癱瘓而不能用面部表達情感,他們的情感經驗也相應地因為面部表達的喪失而減弱。DPT的早期提倡者據此得出結論:情感是由身體表達構成的,“拿掉了表達也是拿掉了部分情感本身”。(cf.Krueger & Overgaard,p.251)然而,下述因果解釋似乎更加經濟:莫比斯綜合征是先天性的遺傳病,它所引起的面部表達的喪失影響了患者在成長過程中與他人的情感交流,從而導致患者情感經驗的弱化。莫比斯綜合征所例示的解釋問題具有普遍性,幾乎所有生成主義者(enactivists)所宣稱的構成性關系的經驗證據都可以用因果關系來解釋。④此外,(1)還與一些經驗發現直接相沖突。例如,一些由腦損傷造成的閉鎖綜合征(locked-in syndrome)病人喪失了肢體和面部運動能力,卻可以具有正常的情感經驗。前提(2)的問題在于,如果其中的“感知”是嚴格意義上的,那么我們就不能說它源于日常經驗;如果是寬泛意義上的,那么它就與DPT相沖突。在日常生活中,諸如“看”一類感知動詞的用法是非常靈活的,它們的使用范圍并不限于知覺經驗。正如前面提到的,我們會說一名有經驗的交警通過剎車產生的輪胎拖痕看出司機超速了。這樣的“看”并不屬于知覺經驗,不能用它來支持DPT。

  即使承認(1)和(2)都是對的,也得不出(3)。畢竟,不是任何部分感知都蘊含整體感知。一個感知者看到墻縫里伸出一個腳趾,你能說他看到了一個人嗎?一些DPT的早期提倡者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們爭論說,行為表達對心理狀態的結構和功能的完整性起到了至關重要作用,因此足以滿足(2)的要求。(ibid.)即使是這樣,也仍然存在問題。行為表達與心理狀態之間并無嚴格的對應關系。同一個抓取杯子的行為,有可能表達喝水的欲望,也有可能表達憤怒的情感。那么,通過感知抓取杯子的行為,感知者究竟感知到了哪個心理狀態呢?更進一步,為什么當感知者感知抓取行為時,他一定會感知到某個心理狀態,而不單純是感知到行為本身?問題的要害在于,“構成性”是形而上學屬性,并無特定的認識論承諾,它本身并不能保證從部分感知到整體感知的順利過渡。

  以上分析表明,DPT的早期提倡者訴諸現象學辯護DPT的策略是不成功的。如果他們援引的是狹義的讀心現象學,那么他心的不可觀察預設并不能被駁倒。如果他們援引的是廣義的讀心現象學,那么DPT無法得到自然主義說明。無論哪種情況,他心的達及問題都沒有得到妥善解決。

  三、巧知覺

  當DPT的早期提倡者嘗試以顛覆ToM的預設的方式消解達及問題時,他們已經認定達及問題是理論內部問題。事實上,達及問題是主題中立的(topic-neutral)。它追問的是認知者如何以不同于感知他身的方式達及他心。這是個前理論問題,因為任何理論都得承認心靈不能以和身體同樣的方式被達及——不能像身體一樣通過向視覺系統反射光線的方式進入視覺經驗。ToM認識到了達及問題的重要性,試圖去認真地回答它。DPT的早期提倡者卻簡單地認為,顛覆了不可觀察預設也就消解了達及問題。事實上,僅僅表明他心可被直接感知是不夠的,還應說明他心是如何進入知覺經驗的。

  那么,他心是如何進入知覺經驗的呢?對于這個問題,我認為加拉格的“巧知覺”概念是個很好的切入點。當我們說一個人很“巧”時,例如“巧婦”,我們的意思是說她會做很多事情。同樣地,當我們說一個知覺系統很“巧”時,我們的意思是說它能讓我們感知到很多東西。加拉格讓我們設想如下兩種情形:第一種情形中,你看到一個紅蘋果,你的視覺傳達給你的只是無意義的紅色質塊,你需要運用超出知覺本身的認知步驟去將它解釋為紅蘋果。第二種情形中,你并不只是看到了紅色質塊和特定形狀的線條,而且經驗到了由這些顏色和線條構成的紅蘋果。與第一種情形相比,第二種情形的視覺是巧知覺。(cf.Gallagher,2008,p.536)按照這樣的理解,知覺越“巧”,知覺經驗的內容就越豐富。DPT的主張是,我們的知覺非?!扒伞?,以至于可以以他人的心理狀態為內容。

  巧知覺與近年來討論熱烈的“高層次感知”(high-level perception)不謀而合。人類視覺能感知形狀、線條等低層次的特征,這幾乎沒有爭議。有爭議的是,我們能否直接感知到像蘋果之類的普通物體?格式塔心理學認為可以,感覺材料理論認為不行。⑤近來,一些知覺哲學家開始提倡一種稱為“擴充論”(expansionism)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我們可以直接感知到一系列高層次特征,包括自然類特征(例如,是一只老虎)、人工制品特征(例如,是一把扳手)、因果特征(例如,是門打開的原因)、行動特征(例如,可抓握的)、社會特征(例如,是男性)、道德特征(例如,是不道德的)。(cf.Helton,2016,p.851)

  我認為,擴充論可以為達及問題提供一個初步答案,即巧知覺以感知高層次特征的方式感知他心。之所以說這個答案是初步的,是因為擴充論只是為DPT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辯護。要完整地辯護DPT,首先得說明,作為高層次特征的他心的確可以出現在知覺經驗中;其次得搞清楚,巧知覺是如何感知高層次特征的。第二個問題是個經驗問題,它的答案依賴于認知科學的考察。所以接下來我們將重點討論第一個問題,對第二個問題只是略微提及。

  擴充論者最常用的辯護策略是現象對比論證(phenomenal contrast argument)。其基本想法是,先找到兩個可在現象上形成對比的心理狀態(例如不懂德語時看到一個德文句子的經驗和懂德語后看到那個句子的經驗),然后表明這兩個狀態的不同源于知覺經驗表征內容的不同:其中一個表征了高層次特征,另一個則沒有。(cf.Helton,2016,p.853)但是,現象對比論證也由于現象學證據的不可靠性而不能為擴充論提供有效支持。由于意識到現象對比方法的爭議性,所以擴充論者近年來致力于尋找新證據。一個越來越受青睞的做法是,直接訴諸知覺的標志性特征來表明,關于高層次特征的表征是知覺表征。知覺的典型特征包括快速性、自動性、被動性,等等。不過,這些典型特征是否足以將知覺狀態與認知狀態區分開來,仍然存在爭議。但是,如果一個表征既具有知覺的典型特征,還具有知覺的某個標志性特征,那么就有充分理由認為它是知覺表征。

  視知覺的一個標志性特征是它的適應性(adaptation)。當視覺較長時間暴露于刺激時,它會對那種刺激表現出適應性,進而影響對后續刺激的感知。亞里士多德在《論夢》一文中就描述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瀑布錯覺”的現象:“當人們注視運動物體(例如河流,尤其是流動非??斓暮恿?后移開視線,會發現實際靜止的東西看起來像是運動了?!?Aristotle,p.731)即使我們知道那些東西是靜止的,也仍然感到它們是運動的。今天我們知道,錯覺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對運動物體的注視降低了知覺對那個方向運動的檢測閾(detection thresholds),從而影響了對相反方向運動的檢測,因而使靜止物體看起來像是朝相反方向運動。(cf.Block,p.563)認知領域則不會發生這樣的適應性現象。無論你怎么思考或想象瀑布的降落,也不會讓你情不自禁地產生瀑布周圍物體動起來的信念或經驗。

  研究表明,對顏色、運動、表面、亮度、方向、大小、形狀的感知會產生適應性效應。(cf.Webster,pp.547-567)更為新近的研究表明,像對性別、種族、年齡和魅力之類高層次特征的感知也會產生適應性效應。(cf.Palumbo et al.,p.217)例如,受試在對一張女性的臉產生視覺適應后會傾向于將一張性別特征不明確的臉感知為男性的臉,而在對一張男性的臉產生視覺適應后更有可能將它感知為女性的臉。在另外的實驗中,受試對亞洲人的面孔產生視覺適應后,表現得更容易將亞洲人的面孔與其他面孔區分開來。擴充論者認為,高層次特征所表現的適應性效應充分表明,它們是可被直接感知的。(cf.Helton,2016,pp.851-862)

  有趣的是,情緒感知同樣表現出了適應性效應。巴特勒(Andrea Butler)等人發現,在對憤怒的臉產生適應后,會提升將表情模棱兩可的臉感知為憤怒的閾值;而對害怕的臉產生適應后,感知害怕的閾值就會提高。并且,適應性效應表現出快速性、自動性、被動性等典型知覺特征。(cf.Butler et al.,pp.116-126)進一步證據表明,在這些例子中,引起適應性效應的并非面部形狀等低層次特征,因為即使是大小、光照、視網膜位置、視點等低層次性質發生變化,適應性效應仍然保持不變。(cf.Webster,p.14)此外,引起適應性效應的也不是情緒的面部表達,因為這無法解釋為什么受試對一張悲傷的臉產生適應后,會傾向于將一張中性的臉感知為快樂的臉。對這些證據的合理解釋是,適應性效應是由“憤怒”這一心理性質引起的。給定適應性效應的知覺獨特性,可以確定“憤怒”直接出現在了知覺經驗中。

  上述結論得到了腦科學的佐證。研究人員在對受試進行腦掃描后發現,適應性效應與啟動效應(priming effect)所涉及的腦區是不同的:前者涉及了大腦前部和中部的廣泛腦區;后者則只涉及大腦后部的V2和V3區,不涉及被認為是構成概念和認知基礎的前額葉和頂葉區域。在情緒感知的適應性效應中,活躍的是V2和V3區而不是前額葉和頂葉區域。(cf.Schwiedrzik et al.,pp.1152-1164)這表明,情緒感知是知覺的而不是認知的。

  適應性效應很好地說明了情緒可作為高層次特征而被直接感知。但是,它并不適用于意圖感知,因為與意圖相聯系的行動變化得太快,通常在知覺還沒來得及產生適應性前就結束了。那么,是否有證據可表明意圖也能像情緒一樣作為高層次特征而被直接感知?答案是肯定的。海德(Fritz Heider)和西美爾(Marianne Simmel)關于有生性效應(animacy effect)的開拓性研究就是一個有力證據。在一個著名的實驗中,海德和西美爾讓受試觀看一段動畫(參見下頁圖1):一個大三角形、一個小三角形和一個圓形在一個開口(可閉合)的靜止正方形周圍運動。結果顯示,受試在描述動畫內容時采用了有生性敘事,比如大三角形追逐小三角形和圓形、圓形躲進了房門、大三角形打開門進入房間、小三角形打開門讓圓形逃出來、大三角形是壞蛋、大三角形毀壞了房子,等等。(cf.Heider & Simmel,pp.243-259)這些描述有一個共同點,即將意圖和欲望歸與了二維圖形。第一組的34位受試中只有1位例外,他采用了純幾何學描述,而那位受試是自閉癥患者。

 

  對上述結果的一種解釋是,受試的視覺將幾何圖形表征成在執行諸如追逐、逃避之類的行動,而不僅僅是移動。另一種解釋是,受試看到的只是幾何圖形在移動,然后不自覺地將它們解釋為追逐、逃避之類的行動。兩種解釋的區別在于,第一種解釋認為追逐、逃避之類的行動屬于知覺內容,第二種解釋則認為它們屬于認知內容。那么,哪種解釋更為合理呢?答案是第一種解釋。理由是,有生性表征不僅表現出快速、不費力、普遍性、被動性等知覺的典型特征,而且還表現出“不可修正性”這一知覺的標志性特征。先看上述典型特征。研究表明,知覺的時幀(time frame)非常短,差不多為150毫秒,也就是說,從接受感覺刺激到形成關于刺激的知覺經驗的時間一般不超過150毫秒。有生性表征的生成時間非???,完全在知覺時幀之內。(cf.Varga,p.12)并且,它的生成是自動的、不費力的,受試只要看一會兒自然就會有那樣的經驗。進一步的研究發現,有生性效應不受文化和語言的影響,并且六個月大的小孩就會表現出來。(ibid.,p.10)再就是,受試很難用不涉及意圖與行動的方式進行描述,當被要求采用純物理的、幾何的語言時,他們會表現得很費力。(cf.Helton,2018,p.243)所有這些證據都指向一點,那就是,有生性表征屬于知覺表征,而非認知內容。

  再看不可修正性特征。多數受試在第一次看到動畫時會感到吃驚,覺得此現象非常有趣。這表明,實驗結果超出了他們的預期——他們早就知道動畫中的圖形并非真正地執行行動。然而,即使受試知道他所具有的有生性表征只不過是錯覺,或者已經多次體驗過此效應,他仍然會將那些圖形看作有生的。(cf.Heider & Simmel,pp.243-259)這種情形恰似穆勒-萊耶爾錯覺(Müller-Lyer illusion)。在穆勒-萊耶爾錯覺中,即使我們知道兩條線段是一樣長的,它們看來也仍然是一長一短的。一般而言,視覺經驗會抵抗相反證據的修正,思想和信念則服從相反證據的修正(病態信念除外)。有生性表征不服從相反證據的修正,表明它是知覺經驗而不是思想或信念。

  從有生性感知到意圖感知只有一步之遙,輕輕一躍就過去了。行動,至少是追逐、逃避之類的行動,是部分地由意圖構成的。這一點不難理解。假設你在一條小路上慢跑,后面跟著一條狗,但你并不知道這一點。那條狗緊緊地跟著你,在旁人看來,你好像是在逃避狗的追趕。但你的行為并不是逃避,原因是,你沒有逃避狗的追趕的意圖。對逃避行為來說,逃避的意圖是必要的。既然意圖是行動的構成部分,那么至少在一些情形中,感知到行動也就感知到了意圖。否定這一點會讓人很費解,因為它相當于說一個人能感知到一只杯子卻永遠不可能感知到它的杯把。有理由認為,在有生性效應中,受試在感知到逃避行為的同時也感知到了逃避的意圖。這一點可從受試的描述得到印證——這類描述的一個共同點是將意圖和欲望歸與了二維圖形。更為重要的是,假如受試沒有感知到意圖,他會傾向于用簡單的因果機制來描述自己的經驗,而不是使用包含意圖的目的論描述。比如,他會說,“大三角形使得圓形逃進了房間”,而不是“圓形為了逃避大三角形的追趕而躲進了房間”。盡管目的論描述并不必然包含意圖感知,但在一些偏向性情形中(認知者傾向于使用目的論描述的情形),目的論描述的確暗含了意圖感知,否則,偏向性將會很難得到解釋——如果不是因為感知到了意圖,認知者為什么會表現得很難用不涉及意圖與行動的方式描述他的經驗呢?

  上文已經說明了意圖是可直接感知的。也許有人會說,有生性效應只不過表明,在某些情形下,我們可以錯誤地感知意圖。至于我們能否準確地直接感知他人的意圖,這仍然是個未知數。在我看來,這樣的懷疑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它相當于說,我們關于“小三角形逃避大三角形”的錯誤表征是知覺經驗(懷疑論者承認我們可以錯誤地感知意圖),而我們關于“某人逃避狗的追趕”的準確表征卻不是知覺經驗(懷疑論者懷疑我們能準確地直接感知意圖)。但這樣的論斷是非常讓人費解的。畢竟,這兩個表征在主體看來都是真實的,并且都被主體用來解釋有意圖的行為。給定錯誤表征和準確表征主觀上和功能上的相似性,并且,表征準確與否并不能單獨地決定它是知覺的還是認知的,我們可以放心地認為,兩種表征屬于同一心理種類,即都是知覺表征。(cf.Helton,2018,p.247)

  現在我們知道,至少在一些情形中,我們所具有的巧知覺可以讓我們直接感知到快樂、憤怒一類的情感狀態(affective states)和意圖、欲望一類的意動狀態(conative states)。這個結論從進化論上看具有合理性。讀心對人與人之間的合作、交流、競爭、斗爭至關重要,完全可以設想,人類在漫長的社會生活中進化出了感知他心的能力。發展心理學的研究印證了這一點。新生兒的知覺已經很“巧”,他們能從擁擠的環境事物中辨認出人類面孔,并能模仿他所看到的面部表情。幼兒對媽媽的聲音、他人的視線和有意圖的行動有特別的敏感性,他們能將身體運動看作情感的表達,以及指向目標的有意圖的行動。(cf.Gallagher,2008,pp.538-539)這些能力在成人那里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成人的視覺和兒童一樣能在100毫秒前的早期視覺階段從臉部、身體和聲音中提取特定情感和特定行動的信息,即使在盲視的時候也能如此。種種證據表明,“就像視覺系統通過推斷諸如三維形狀之類的性質來復原世界的物理結構一樣,同樣地,它通過推斷諸如因果性和有生性之類的性質來復原世界的因果結構和社會結構”(Scholla & Tremoulet,p.299)。

  本文論證了兩個觀點:第一,讀心的現象學既不能消解“達及問題”,也不能為DPT提供充分辯護;第二,我們的巧知覺可以讓我們直接感知到快樂、憤怒一類的情緒狀態和意圖、欲望一類的意動狀態。這兩個論點合起來為“達及問題”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即他人的一些心理狀態是作為高層次特征被直接感知的。不過,這個解決方案仍然留下一個問題:巧知覺可以讓我們感知到情緒和意圖之外的其他類型心理狀態嗎?對于這個問題,我認為答案是開放的。比較肯定的是,諸如信念和思想之類的心理狀態,它們與身體表達的聯系是如此之松散,以至于知覺捕捉不到足夠的信息來表征它們。這種情況下,心理狀態很可能像ToM所說的一樣是不可觀察的。對于它們的認知,就得依賴ToM。如此看來,DPT與ToM并非兩個互斥的理論,它們更像是各自描述了不同類型的讀心過程,可以起到相互補充作用。這個結論很好地解釋了,我們為何會對讀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印象:當DPT起作用時,我們會覺得讀心輕而易舉;當ToM起作用時,我們卻會覺得讀心頗費思量。

 ?、偃藢用婧痛稳藢用婵坍嫷氖莾煞N不同的心理解釋方式:一種涉及“人及其感覺和活動”,另一種涉及“神經系統中的大腦和事件”。(cf.Dennett,p.93)這種區分的核心點是,全人層面的解釋可應用于整個人,而次人層面的解釋只適用于人的一部分。

 ?、谶@種“直接感知”的意思和舍勒所說的一致。并且,當分析傳統的達丁頓(Natalie Duddington)說“我們的他心知識與對物理事物的知識一樣是直接的、無中介的”時,她想說的也是這個意思。(cf.Duddington,p.147)當麥克道爾(John McDowell)說“一個人可以從別人的面部表情或行為中真正地感知他處于疼痛狀態”時,他也在表達同樣的觀點。(cf.McDowell,p.305)

 ?、酃δ苤髁x認為心理狀態的本質不是其內部構成,而是它所起的功能或因果作用(causal role)。功能是性質,而非實體。因此,功能主義沒有兩種實體分離的問題。ToM所說的理論描述的是輸入、輸出與心理狀態之間的關系,是關于心理狀態的因果作用理論。因此,ToM屬于功能主義理論。

 ?、苌芍髁x認為認知是從有機體與環境的動態相互作用中生成的。一些DPT的早期提倡者試圖利用生成主義來說明,行動對諸如知覺經驗、意圖之類的心理狀態來說是構成性的,進而通過“聰明論證”來表明心理狀態是可直接感知的。(cf.Gallagher,2008,p.535-543)

 ?、莞袷剿睦韺W強調,知覺對象的整體優先于部分。感覺材料理論認為,知覺直接呈現的是與低層次特征相對應的感覺材料,例如像“像野狗那樣的色塊”(Russell,p.174)、“一個圓鼓鼓形狀的紅色色塊”(Price,p.3)。兩種代表性理論爭論的核心是知覺有多“靈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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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姓名:王華平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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